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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刑诉法庭前会议制度的若干公诉实务问题

时间:2019-11-11 19:2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中国特色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中国的刑事审判程序由起诉到审判的直接过渡,在起诉、审判之间植入了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中国特色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中国的刑事审判程序由起诉到审判的直接过渡,在起诉、审判之间植入了中间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突破。本文拟通过对庭前会议的比较法研究,从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机关如何适应乃至应对的角度解析庭前会议制度,以期对司法实务操作有所裨益。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7.1条的条文名字即为“庭前会议”,该条规定:“在提出大陪审团起诉书或者检察官起诉书之后,法庭可以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动议或者根据自己的动议,命令举行一次或多次会议以研究考虑诸如促进公正、迅速的审判等类事项。在会议的最后决定中,法庭必须就已经达成协议的事项准备和提出备忘录。被告人或者其律师在会议上所作的任何承认都不得被用来反对被告人,除非这些承认被做成书面的并且经过被告人及其律师的签字。本规则不适用于被告人没有律师作为其代表的案件。”

  1996年,英国设立了“预备听证”程序,专门适用于比较复杂、审判时间可能持续较长的案件举行“预备听证”的决定由刑事法院的法官在陪审团宣誓之前根据控辩双方的申请或者自行作出,主要是解决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一些法律问题。在这一程序中,法官有权要求控方将其包含有将有证明的事实、要求陪审团从证据中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等内容的案情陈述提交给辩护方。法官随后可以要求辩护方提供包含有将要提出的辩护的主要内容、控辩双方存在分歧的主要问题、辩护方对案情的反驳、法律适用、证据的可采性等内容的书面陈述。法官可以就此作出裁断。

  根据特别行政区《法院程序指导》的规定,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律政司要在确定的审判期日前28日,向被告人发出采纳证据的通知,被告人的律师要在14天之内给予答复。法官有权将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在审判前对证据进行审查,以确定他们对所提供的证据的态度,确定他们可能提出的异议和看法以及其他对审判的进行有意义的事情。地方法院审判前的程序与此相同。当然,除了审前讨论会之外,香港刑事诉讼中也有控辩双方的证据披露程序,包括证据披露的范围、地点、时间等,这也属于庭审程序的一部分。

  以上制度的共同点都是在中间程序之中,对回避人员、出庭证人的名单予以确定,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确定庭审的重点与争点,提高了庭审效率,这是中间程序的直接功能。各国的中间程序略有差异,但共同价值追求在于,对公诉权进行制约,进而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控辩双方将有异议的证据提交庭前会议予以排除,并记录在案,在法庭上对排除的非法证据以及无争议的事实、证据不再作法庭调查。而在庭前会议上因非法证据排除导致起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则可以直接撤回起诉,案件终结。在当代中国,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尚被称为“证据之王”,并未将被告人“零口供”原则亦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建立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非法证据排除也就主要集中在对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进行排除方面。庭前会议将在正式法庭审理过程中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活动提前,更有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更有利于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对的保护。

  2、庭前会议制度将为由法官主导的由公诉人、辩护人参加的控辩式刑事庭审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虽然刑事庭审庭前会议主要解决回避、证人出庭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但审判人员通过了解抗辩双方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相当地明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公诉人、辩护人对于本案的基本态度和策略,对进一步归纳法庭审判的重点和焦点并对庭审的正确引导和主持具有积极意义。

  就普通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来讲,作为被指控方,一般在法庭审判之时最少已被羁押三个月之久,在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辩护人、公诉人、诉讼代理人经常因回避、出庭证人、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互相争吵而导致法庭不得不中途多次休庭,也因审判庭审前准备工作因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从而使当事人无法及时准确地行使诉讼权利以及无法请求司法救济而导致刑事审判效率低下,由于相关的变更强制措施无法实施,也使当事人被超期羁押屡禁不止,反而使公权力对当事人的超期羁押行为找到了所谓法定理由的庇护。庭前会议有助于及时准确地解决与审判相关的回避、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给将来的庭审开辟一个纯粹的、不受干扰的实体审查空间,有效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是当前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努力方向。由于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标志着程序公正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庭审审前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回避、证人的出庭问题、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均是可以直观评断出审判程序是否具有程序公正性的形式问题,这也就是为何刑事庭审审前会议必须记入笔录的原因。

  虽然新刑诉法开启了中国特色的中间程序,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但“庭前会议”制度仅有雏形,具体的运作规则还未规定,在公诉实务操作中,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值得我们思考。

  是否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召开庭前会议。法条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对于哪些类型的案件、什么情况下可以召开庭前会议无更进一步的规定。有学者认为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范围应包括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以外的其他公诉案件,我们认为不应做此区分,因为从理论讲,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都可能存在回避、非法证据等程序性问题而庭前会议应当适用于回避、非法证据事项将严重影响实体判决的案件。即便不做适用范围上的限制,也不必担心司法资源和司法效率问题,因为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案件居多,而简易程序案件大多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也不存在召开庭前会议的必要。

  这里有个延伸的问题,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案件,庭前会议是否有必要召开。当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时,不应当适用庭前会议制度。因为,庭前会议要求控辩双方对每一个证据发表是否持有异议的意见。法庭审理时仅对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进行重点调查、举证、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虽然法律规定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庭调查质证程序可以大为简化,仅询问被告人、辩护人是否对证据有新的异议,如果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调查质证就随即结束,公诉人不再出示该证据,法庭对该证据作出认定。这样的作法必须保证被告人已经充分、明智地理解了对证据不表示异议以及法庭不对证据进行详细调查质证时所产生的实体后果和程序后果,否则必将极大地侵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我们主张只有在被告人有辩护律师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指导,理解自己在庭审前对证据不表示异议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时,才能适用庭前会议和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美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同样规定:庭前会议规则不适用于被告人没有律师作为其代表的案件。

  从字面意思看,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为审判人员,我们认为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除审判人员之外,还应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公诉机关,因为从本质上说庭前会议是一个三方会谈。具体可以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公诉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是否适用由人民法院决定。同样,对于审判机关决定召集的庭前会议,公诉机关是否具有否决权?我们认为应当赋予公诉机关召开“必要性”的裁判权和是否召开否决权,公诉机关可以对被质疑证据做出答疑并商请人民法院决定不予召开。

  庭前会议的主体一般包括下列人员:法官、公诉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监护人。值得思考的是证人、鉴定人等是否有必要参加庭前会议。我们认为,因为庭前会议不需要对证据进行质证,只是要求控辩双方表明是否持有异议,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证人、鉴定人不必参加庭前会议而只宣读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控辩双方对某个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法庭审理时对该证人或者鉴定人进行质证。这样既可以降低诉讼成本,也会防止出现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上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质证使庭前会议变成庭审预演或者另一次庭审的局面。

  是否需要主审法官回避。有观点认为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与负责案件法庭审理的法官应当是不同的人,以防止庭审法官提前接触案件证据先入为主形成预断。我们认为这个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在原有的庭审模式中,法官在开庭之初会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权,在法庭调查中或者法庭调查结束时,法官会问询当事人及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对于公诉机关提供证据的意见,回避、非法证据等程序事项还是在主审法官的裁决范围内,而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必须要求实体和程序统一,主审法官本身享有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在是否决定回避,是否系非法证据,是否需要排除非法证据等事项上,法官有权裁量。庭前会议的初衷就是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相关证据是否采信上给法官打“预防针”,促使法官在采信该份证据时要有足够的质疑,法官提前介入庭前会议有助于加强其判断力,没有必要将庭前会议这一阶段交给立案庭负责。庭前会议虽然还是对程序事项听取意见,但较立案审查要求而言,对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出庭证人名单等事项的判断还是更为靠近案件实体,让行使形式审查的立案庭承担庭前会议,难免有职能混淆、职责不明之嫌疑,更是严重降低了审判效率,违背了该制度创设的初衷。

  研究刑事庭审的庭前会议制度可见,法律并未赋予公诉人、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实际的诉讼权利,似乎只能说明“意见”,法官“听取意见”。而实体的诉讼权利应当包括书面申请权、举证质证权、辩论权等,公诉人、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仅享有陈述的权利。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在给将来的庭审开辟一个纯粹的、不受干扰的实体审查空间,而是否存在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的调查中,控辩双方当然应当享有举证、质证和辩论权,例如:辩护人提出公诉人接受请吃,那么自然的辩方就应当举证证实,而公诉人这时应当享有质证和辩论的权利,这更有利于法庭查清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更有利于及时排除程序违法。当然这些实体权利的赋予应严格限制在程序事项上,而不涉及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实体问题。

  回避事项当属保证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最低一级层次,而非法证据排除是保证刑事审判公正的最低要求。设置刑事庭审审前程序就是要将与审判有关的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解决在审判之前,对于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节约刑事审判的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应由刑事庭审的庭前会议进行实质性调查并将有关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相关审判的事项进行裁决,在正式的法庭开庭之前将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先行予以解决,使庭前会议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庭前会议中,由控辩双方分别对每一个证据进行表态,最后归纳出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不存在争议的证据,双方对证据不存在争议的,即认为达成合意。如果一方在庭前会议上对有争议的证据故意不提出异议,而在庭审时再提出有根据的反驳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官对此是不能禁止的,而必须允许其提出并依法进行法庭调查。这种情形不但仍然会导致“伏击审判”的出现,也使得庭前会议达成的证据合意失去了意义。

  如果诉讼参与人未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诸如回避、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而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在法律上应当如何对待诉讼参与人未在庭前会议中行使其权利的结果?应当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必须对回避、非法证据等事项在庭前会议上申请,如果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庭前会议不行使该项权利,则被视为放弃该项权利,否则,庭前会议为庭审扫清程序障碍的设置本意就会落空,反而降低了审判效率。

  综上,刑事庭审庭前会议制度对于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程序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利益、凸显法庭的权威具有明显成效。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庭前会议制度还很不完善,目前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与法治国家的审前动议相比,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尚有向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空间,需要在实务中不断探索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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