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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继明: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

时间:2019-11-24 23:3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知识产权司法体制包括知识产权司法组织和审判机制两个部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在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中进行,旨在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这一体系构造,包括

  :知识产权司法体制包括知识产权司法组织和审判机制两个部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在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中进行,旨在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这一体系构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既是初审,也是上诉审,是“初审+上诉审”的模式,同时还要组建国家层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或者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巡回法庭;②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不能遍地开花式地进行,应该以中心城市为基础组建10至13家,辅之以派出法庭的模式;③知识产权法院实行民事、行政、刑事审判“三合一”审判组织模式;④破除法系行政职权主义的固有思维,司法有权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与否作出实质性的裁判;⑤设立技术调查官,配合专家咨询、专家陪审及司法鉴定等制度,形成技术类案件的技术事实多元查明机制。循此思路形成的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强化了知识产权审判的专门化和专业性,是符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优化方案,足以树立起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之“强保护”的国际形象。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5ZDA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会第1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简称《决定》),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试点方案出台。同年10月27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8次会议通过《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简称《管辖规定》),并于10月31日公布,自11月3日起施行。在最高法院统一部署之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北京知产法院”)于11月6日率先成立;随后的12月16日和28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广州知产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简称“上海知产法院”)相继成立。节奏之快,显系早有酝酿,待机而发而已。的确,经过30多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国培养出来一大批优秀的知识产权法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为试点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做好了人才储备,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试点之际,恰逢司法改革大潮,员额制、院长办案、扁平化管理等司法改革方案在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中均以“一步到位”的姿态加以呈现。而从外部环境来说,最高法院和属地政府部门积极支持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为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北京知产法院初定编制100人,但次年(2015年)便根据案件量的增加,实际扩编至150人。①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此次扩编属于第二轮法官遴选,今后对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会采取“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②

  不过,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期待的,不只是这三家法院的内部审判改革,而是在试点3年之后,我们将推出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未来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中,根据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特点和规律,有些问题可能是绕不过去的。例如,是否需要设立一个高级法院建制的全国性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以统一全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标准?又如,对于某些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裁判是实行“物理审”还是“化学审”,即法院对行政授权确权案件是否进行实质性审理,直接作出权利有效或者无效的判决?这些问题,都是知识产权审判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前者,是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设置的系统性之核心问题,其设置能够起到统一裁判、掌握标准、把握尺度的作用。至于后者,既涉及行政与司法衔接中的知识产权体制,也涉及知识产权审理法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按照《决定》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之后,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专利、植物新品种、商标等复审程序并未简化,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之间循环审理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③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整个知识产权司法体制及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2017年8月29日,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产法院试点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向全国会汇报工作情况,在总结成绩和指出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一审案件繁简分流的审理方式改革;二是建议全国对知产法院专项检查;三是完善知产法院工作体制。事实上,第三点建议就是落在知识产权司法体制问题上:“完善知识产权法院工作体制。建议从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总结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律的专门化审判体系,更好地满足科技创新对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求。”④归纳而言,就是两点:第一,组建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第二,除目前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继续组建中院层级的跨区域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关于这两点意见,本人在2015年知产法院试点一年的政法委组织的会议上曾提交论文有所谈及;同时,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知识产权体制改革的更为宏大的文章中,也曾简要论述。⑤事实上,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在因应专门法院建设的国际潮流。⑥这既是带动司法体制改革的因素,也是改革措施的关键之处。

  2018年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强调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提出“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目标就是“以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为基础,以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为重点”。⑦而关于知产专门法院建设问题,实则涉及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问题,需要透过全国及其会立法来解决。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体制”这一范畴,过去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探讨之外,⑧人们谈论较多的还是“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是在一套完整的司法体制框架内讨论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及其实践性问题。此番知产法院组建,我们可以更多地从“知识产权司法”的角度出发,相对独立地谈论一套专业性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与审判机制问题。本人在这里提出“知识产权大司法”概念,意在强调:在未来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中,要从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司法组织体系建设和审判机制改革,力图构建相对开放、包容和独立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这一体制的构建,包含在下列诸多选择项或者问题之中:①知识产权法院是初审,还是上诉审,抑或“初审+上诉审”?是否需要组建全国统一上诉法院?②知识产权法院是以全国中级法院为基础遍地开花,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全国组建若干个中级法院建制的专门法院?③实行民事、行政审判的“二合一”,抑或是民事、行政、刑事审判的“三合一”审判组织模式?④采取“物理审”,抑或是“化学审”,即法院是否有权对权利有效性做出实质性的裁判?⑤设咨询专家,还是设技术审查官,抑或干脆设立技术法官,又或者兼而有之,从而更加有利于技术事实的查明?本人对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的构想,就包含在对于这五个选项或者问题的回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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