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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涉外遗产纠纷案:远东首富留下17亿
来源:未知 2019-07-13 00:24

  上海房地产大亨哈同一生并无亲生子女,在他死后的16年间,其遗孀、管家、中外养子女以及垂涎其财产的各色人物相继登场,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战

  1931年6月19日,素有“远东第一富翁”之称的上海房地产大鳄哈同撒手人寰。第二日,《申报》即在本埠消息一栏刊登了“哈同于昨日逝世”的消息。

  哈同去世后,留下了1.7亿元的巨额财产,其中包括460亩土地、1300幢房屋和价值百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哈同一生并无亲生子女,在他死后10余年间,其遗孀、管家、中外养子女以及垂涎其财产的各色人物相继登场,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官司。

  首先是他的国籍问题,哈同是犹太人,出生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当时巴格达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管辖,但曾经风光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期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被称为“近东病夫”,巴格达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所以哈同后来改籍英国。

  另外哈同的出生时间也是扑朔迷离,有人说是1846年,有人说是1849年,但据哈同管家姬觉弥所撰《欧司·爱·哈同先生年谱》记载,哈同出生于1851年5月,姬觉弥是哈同最为信任的人,且长期随侍在哈同身边。

  哈同的父亲是一名洋行职员,哈同5岁时随父母到印度孟买居住,后来父亲突然病故,哈同一家陷入了窘境。对于这段往事,哈同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很苦,经常拾破烂、捡煤核儿、找瓜皮烂菜。”哈同20岁时,母亲也去世了,无牵无挂的哈同便怀着发财的梦想经香港来到了遥远的上海。

  当时上海已开埠近30年,有许多外国洋行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经人介绍,哈同到老沙逊洋行当了一名看门人。老沙逊洋行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并称英商在沪“四大财团”,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对华鸦片生意。青年哈同头脑灵活,很快便得到洋行大班的赏识,被提拔为业务管事。

  哈同后来之所以进军房地产,源自清朝末期的中法战争。1885年3月,中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和谅山取得大捷,一时间法国朝野震动,内阁垮台,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纷纷离去,租界内的房屋十室九空,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精明的哈同瞅准了这个时机,说服老沙逊洋行大班逢低吸纳,趁当前地价狂跌的大好时机,尽可能多地购进地皮。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意外地获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越边境地区也向法国开放通商。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终结,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让“迁去者皆归”,“沙逊租屋业转盛”。

  哈同在中法战争中的处变不惊让老沙逊洋行赚了个盆满钵满,也让哈同看到了房地产生意的魅力。1886年秋,哈同与中法混血的罗迦陵成亲,在妻子的帮助下,哈同正式投身房地产行业,由于“沪西一带地皮,也被富商巨贾购来建筑轮奂的宅第,由以前计亩论值,从而成尺土寸金,哈同夫妇成了其中大业主,生意益隆,利益益懋,索性设个‘哈同洋行’来集中管理,什么业务都不做,专营地产,浸成巨富”(高拜石《富商哈同———爱俪园50年兴亡记》)。

  哈同夫妇发迹后,在南京路上筑起了一座美丽的花园爱俪园作为寓所,即后来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哈同花园”。此外,在今天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威海路一带,哈同还建造了慈厚南里、慈厚北里、慈惠里、慈惠南里等诸多以“慈”开头的里弄,昔日两手空空的犹太穷小子已成为腰缠万贯的房地产大亨。

  这份遗嘱是哈同夫妇以英国律师劳敦、葛立芬为证人签署的,一式两份,内容相同,签订的时间是1931年2月10日。遗嘱规定,如果哈同死后7天之内其妻罗迦陵不死,则罗迦陵将继承全部遗产;如果7日之内罗迦陵去世,那么遗产归遗嘱执行人管理,由遗嘱执行人监护继承人成年后,按遗嘱规定将遗产分割给各继承人。这份遗嘱规定,在扣除赠与其他养子女的款项以及包括丧葬费在内的一切开支以后,哈同的两个养子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别获得遗产的70%和30%。遗嘱的执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觉弥和高易律师公馆的律师拉亥脱。

  原来哈同信奉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一般在7日内殉节而死,所以哈同在遗嘱中特地注明。当时罗迦陵还不足70岁,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殉节的打算,故顺利继承了哈同的全部财产。

  正当罗迦陵为获得哈同全部遗产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原来根据英国遗产税法的规定,哈同留下的巨额财产需缴纳1700万元的遗产税。罗迦陵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无奈之下只好将地处市中心的16处房地产作抵押,1800万元缴纳税金。这笔年息6.5厘,约定期限为10年,但直到罗迦陵去世也没有还清。1949年后债权人还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扣押罗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财产。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爱士拉·阿道尔·哈同来到上海,向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哈同的遗产;次年3月,又有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哈同远房亲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狮子大开口要继承全部财产,否认罗迦陵的继承权。法庭认为哈同已加入英国国籍,是受英国保护的公民,按照英国法律哈同遗嘱有效,其中国妻子继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孙(也有侄子说)爱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说)兄弟来到沪上,再次向英国驻沪法庭递上了诉状,声称根据伊拉克法律,哈同遗产应由他们12人平均继承,但鉴于罗迦陵年老孤寡,又与哈同结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给她四分之一作为照顾,但法庭同样驳回了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额财产的鼓舞着伊拉克军团的斗志,罗迦陵去世后,爱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别向汪伪政权法院及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均未成功。对于此事,长期在哈同花园编撰书目的李恩绩在其《爱俪园梦影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一方面是老东家(指哈同)的嫡亲胞侄。据说照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伊拉克国家法律,老东家的全部遗产,应该归他们血统最近的胞侄承继。老太太(指罗迦陵)就算与老东家是配偶,因为没有血亲关系,所以半点儿份也没有。大概伊拉克国还停留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收养了几十名中外养子女,最后正式承认的有22位,中外各占一半,其中中国籍的大都随罗迦陵姓罗,外籍养子女则随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罗迦陵又签了一份遗嘱,为了与以前的哈同遗嘱相区别,这份遗嘱被称为“第二遗嘱”。遗嘱内容拟定得极为详尽,除向社会、宗教界及政府捐赠外,中外养子女、洋行职员和花园老职工、罗迦陵亲信的仆人、随从都分到了相应的款项,她宠爱的管家姬觉弥一人独得了400万元的庞大产业。

  哈同遗嘱与罗迦陵遗嘱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中外养子女的态度不同,罗氏遗嘱中各位养子女分配的遗产数额基本一样,而哈同遗嘱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长子大卫·乔治·哈同由于劣迹斑斑受到罗迦陵的严厉惩戒,不仅被剥夺了养子的资格,就连分给他的14万元遗产也必须在其恶行改善后才能拨付,否则不享有继承权。6名中国养子中除去早逝的长子罗友良,剩下的罗友兰、罗友山、罗友启、罗友仁和罗友翔均担任了新成立的罗氏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理事,而外籍养子女则无可置喙。

  由于“第二遗嘱”是罗迦陵死后由其中国养子罗友启发现的,所以外籍子女认为是假冒的赝品,不予承认;中方养子女则认为遗嘱有罗迦陵的亲笔签名,是真实有效的。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对此事也有记述:“中国养子女们所根据的是老太太的遗嘱,后来称为第二遗嘱。这遗嘱也是个英文本,一共有9页,真所谓洋洋万言……当时在旁人看来,这第二遗嘱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应该有效。但据外国养子女们说,这遗嘱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这假遗嘱的人,还该负刑事责任。”

  围绕着“第二遗嘱”的真伪,中外养子女之间又展开了诉讼,但经过两次庭审以后,法庭并未作出裁决。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公共租界,并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园随即被日军接管,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师公馆的策划下,大卫·乔治·哈同与大部分中国养子女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中国籍养子女承认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遗嘱为唯一合法有效遗嘱,其他遗嘱均无法律效力;作为回报,大卫·乔治·哈同分给他们部分财产。此协议由高易律师公馆担保,大卫·乔治·哈同还当场支付了部分款项,这份协议后来由于抗战胜利并未完全执行。

  抗战结束后,与大卫·乔治·哈同签订协议的中国籍养子女纷纷发表声明,称协议是在遭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重新要求按照罗迦陵的遗嘱执行财产分配。与此同时,姬觉弥、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指定的遗产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谓的合法材料,要求执管罗迦陵的全部遗产。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要员吴国桢、潘公展的调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终于在1946年达成了协议,承认哈同遗嘱合法有效,承认第二遗嘱中捐赠政府的部分有效,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给中国养子女们比上一次更多的财产作为补偿。

  具体分配方案是:将遗产中尚存的金银珠宝估价后,88%分给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12%分给罗氏兄弟;大卫·乔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亩,占总数的58.3%,房屋1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48.2%(包括除罗弼·维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养子女分配数在内);罗弼·维多·哈同分得土地60余市亩,占总数的13.3%,房屋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13.7%;罗友兰等分得土地70余市亩,占总数的17%,房屋6万平方米,占总数的19%;姬觉弥等其他人分得余下的土地50余市亩,房屋4.7万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宣布此案结案,长达16年的哈同遗产继承案至此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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