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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军:百年现代化视野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刑
来源:未知 2019-07-14 01:00

  摘要: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的发展,是百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制度的整体样式和基本原则已经在20世纪初的第一阶段确立,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主要是以实践增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中国因素”。第一次“大改”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这部法典结束了刑事诉讼“无法司法”的格局,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使中国刑事诉讼实现了低度的法治化。1906-1949这四十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尤其是南京政府时期,其制度变革主要是以理性建构为主,即通过立法、法典化来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并非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各个分支先试先行,然后再推出系统的法律规定,这一现代化进程具有整体性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变革;制度;现代化;实践;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刑诉法制;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李文军(1984—),陕西宝鸡人,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的发展,是百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制度的整体样式和基本原则已经在20世纪初的第一阶段确立,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主要是以实践增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中国因素”。经过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即将面对成为别国制度资源的新局面。因此在下一阶段变革中,应当注意制度的国际品质和影响;同时增强理性建构以提升制度的传播力。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诉讼法制肇源于1906年。当年,清廷在“新政”的风潮中起草《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等法律文本,改革相关机构设置,拉开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大幕,迄今已逾百年。这百余年可分为三个相对清晰的阶段。1906年-1949年可算第一阶段,为现代化的奠基阶段;1949年-1979年这中间的三十年,则是通常所谓“无法司法”阶段或曰现代化进程受挫阶段;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至今的四十年,则是浴火重生后的持续发展阶段。从“大历史”的长时段视角观察,这一百年刑诉法制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同向前进的整体。除去中间法制荡然的三十年,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其实是在刑诉法制现代化之路上完成1906-1949这四十余年的未竟之业。前一个四十年,是改变中国刑事诉讼的上层样式;后一个四十年,则以系统实践改变了中国刑事诉讼的深层结构。有学者已经指出,“纵观这一时期(指20世纪)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世纪之初与世纪之末的刑事司法制度,人们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其间的重大差异和诸多相似。”[1]因此,使用“大历史”视角,以第一个四十年作为镜鉴,观察1979年至今中国刑诉法制的变迁,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现代化线索中的地位和意义,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刑诉法制变革需要面对的课题。鉴于刑事诉讼法制内容繁多,本文以立法为主线进行分析。

  第一个四十年的起点也即中国刑诉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为1906年沈家本、伍庭芳草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法文本。但因各省督抚反对者众,该草案最后未能颁行。1911年,沈家本又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进呈,该草案系以审判为中心,未作诉讼阶段的区分,[2]2其内容比1906年文本更具现代色彩。虽然因清廷覆亡未及颁行,但建立后先经北洋政府司法部呈准援用,复于1921年以之为蓝本颁行《刑事诉讼条例》,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贡献良多。不过总体来说,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并无整体立法精神的指导,改革者对于想确立一个什么样的诉讼法制是模糊的,其意义在于宣示了一些近现代诉讼观念如废除刑讯、辩护、公开审判等,显示了与过去的决裂。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诉法制的变革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整体性。首先立法有了总体指导思想,在三义意识形态下,刑事诉讼法制中的社会本位色彩明显增强,影响到诸多具体制度如保安处分的设立等;其次是刑事诉讼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制同步协调发展,最突出的当属刑法。国民政府1928年和1935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诉讼法文本即与1928年“旧刑法”及1935年“新刑法”同步,而1935年刑诉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则与1935年刑法侧重于“防卫社会主义”协调。张晋藩教授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35年短短的7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法律形式意义上的司法制度现代化。”[3]511这和其整体规划的理性建构是分不开的。除《刑事诉讼法》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还颁行了大量的刑事诉讼特别法。这一时期刑事诉讼最为人诟病的是法院设施不足以及特别刑事诉讼严重冲击《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这一进程到1949年结束。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至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新中国法统中的刑事诉讼法制已经经历了40年发展和变革,这一阶段的相关事实学界不会感到太陌生。从立法的角度简要言之,是由“大改”伴随“小改”的三个回合贯穿起来的。第一次“大改”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这部法典结束了刑事诉讼“无法司法”的格局,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使中国刑事诉讼实现了低度的法治化。伴随此次立法的“小改”出现在80年代初,主要体现为全国会作出的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若干特别规定,系根据现实需要对《刑事诉讼法》的一些理想型规则进行了折中。第二个回合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此次修改的特点是更加明确保障价值,吸收了对抗制的若干因素。紧随其后的“小改”是立法机关与司法实务部门对司法实践中所遇问题的回应,进一步细化、发展了《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性举措。[4]第三次则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大改”。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明文确认“尊重和保障”,凸显了刑事诉讼应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并重的思想,同时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回应(如非法证据排除、证人作证等)。此次修改适应我国犯罪活动的新变化以及加强惩罚犯罪能力的需要,推动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化、法治化。但是也存在权力制约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5]这次“大改”之后的“小改”与前两次明显不同,不是对具体规则的折中或细化,而是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体制性问题的探索。以来中央对司法改革给予了较多关注,相关改革动议和措施对刑事诉讼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司法责任制、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等。不过,在2018年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这些重要改革成就没有得到体现,或许是因为时间较短,相关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其实效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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